中国一项有别于西方的优势，叫做“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重要的事。你可想过集中的是谁的力量？怎么集中？贡献力量的人事情办成后能分享成果吗？答案是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目前全国有5亿多人不在户籍所在地。

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该制度保证了力量全国都贡献，但产生的成果只是部分人享受的结果。户籍捆绑了当地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各项资源，不是当地户籍只能望之兴叹，计划体制下的户籍制度造成了一定的社会不公平现象。

首先简单了解一下中国户籍制度的历程。

从建国初期建立户籍制度，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农”与“非农”政策，到维护社会稳定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再到紧随时代发展的大潮流逐渐放开人口流动限制，大致脉络如下：

1、1951年户籍制度建立。1951年第一部户口管理条例《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由公安部公布，建立的了全国户口登记制度。此时的城镇化率为10.64%，城镇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一成。

2、1958年确定“农”与“非农”二元格局。1958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城乡差异成为鸿沟，难以逾越。城市在农村提供的低廉的生活资料基础上，生活好有保障成为了当时社会的共识，但农民不能进城。此时的城镇化率为16.2%。

3、1964年确立人口限制流动政策。1964年出台《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强调两个“严加限制”基本精神，即：①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②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时的城镇化率为18%左右。

4、1985年松动人口限制迁移政策。1985年7月《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明确暂住管理，同年９月《居民身份证》实施并普及。此时的城镇化率为23.7%。此时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流动人口快速增加。

5、2013年进一步解除人口人口流动限制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此时的城镇化率为54.4%。当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万人，占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49.7%，他们是非农户口，但已经在城镇常住生活。

6、2021年统计城镇化率为64.72%。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达到50429万人，占全国人口35.7%；其中流动人口38467万人。没有当地户口就意味着无法享受当地全面的福利待遇，没有归属感。

7、2023年起大城市落户条件开始放宽的步伐。全国人口自2022年开始负增长，比2021年减少85万，老龄化趋势加剧，人口资源争夺战打响了。杭州、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发布放宽人才落户的意见稿，户籍放开的步伐已经开启，让流动人口不再流动维持发展，让地方经济建设参与者们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改革开放前，农村对城市做出的贡献有多少呢？

根据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结果，认为1953-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25年间，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靠着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城市工业化发展提供资本总额估计在6000亿-8000亿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温铁军教授在他《八次危机》一书中说，中国具有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西方发生危机多是向外国转嫁，而中国都是向农村转移。中国改革开放前面临的国际环境很恶劣，城市的危机也只能转嫁到农村，如果转嫁不过去，那就危险是很大的。城市能度过危机，最后都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

农村不仅对国家队城市贡献了经济力量，也解决过城市人口吃饭问题。曾经的上山下乡即是如此，吸纳过剩城市劳动力保持了城市社会稳定和发展。根据原国务院知青办公室数据，从1955年至1978年，知青上山下乡总数为1776.48万人。如果这些人没有上山下乡，而是呆在城市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是不堪设想的。

温铁军回忆当初下乡经历时说，下乡知青会做农活吗？会种地吗？会产生价值吗？他们最开始的粮食，是农村从自己的口粮中挤出来的，所以现在人看不起农村看不起农民，那是忘本，要想想当年如果不是广大的农村解决城市劳动力过剩问题，给他们口吃的，哪里会有现在城市的好日子。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的限制下的流动打工人员，为城镇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的财富。

有专业机构计算，改革开放以来，流动打工人员特别是农民工通过工资差额和没有强制规定上社保的方式，为城镇经济发展积累的资金达11.6万亿元。流动打工人迫切希望打破户口的限制，获得与城里人相同的待遇。

在80初期，中央仅允许农民向小乡镇流动，严格限制农民流入县镇和大城市。1984年《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不允许农民进入城市。

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快速增长，在继续严格限制农民往城市流动的同时，为安置因经济建设而失地的农民，“农转非”（由农业户口转变为城镇非农业户口）政策在80年代前后开始实施，每年有严格的控制指标，该指标数量很少，通过“农转非”跳出农门的数量仅为城市非农业人口的2%。

稀缺的城镇户籍价值很大。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孩子读书要“交高价”，农村户口与城里户口联姻困难重重。到了90年代，粮食不再计划供应，城乡吃饭问题的差异被抹平，就业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而不是户口的性质。此时一些地方政策开始松动，“农转非”指标可以明码标价的出售，农民只要交钱就可以买到城镇户口。

哪怕是中国一些大城市，也曾有过出售户口的历史。比如上海蓝印户口制度，该制度规定：凡在上海投资20万美元或100万人民币的，或购买居住面积100平方米以上外销住宅的，或作为专门人才被上海单位聘用，均可中请蓝印户口。以后每年到公安机关复验一次，经过一定年限达到规定的条件，可申请转为常住户口。”

上海从1994年2月起试行蓝印户口，2002年4月1日取消，期间共办理蓝印户口4.2万人。该制度引起国家重视后，于2002年后其他各大城市的蓝印户口也陆续退出历史舞台。

城市外的流动廉价劳动力为城市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快速发展提供强大助力，但户口户籍限制不能让他们同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

让流动人口留下来不再流动，落户政策必须变动。

人口是战略资源，在中国人口增长为负的背景下，原来依靠增量人口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模式已不能持续，如果任由5亿的非当地户籍的人口流出，对当地经济发展将是重大打击。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社会产生动荡的根源，当初计划体制下的户籍制度差异问题，让附着在户口上的权利和福利没有办法平等，加剧了不公平现象，增加了发展的不安定因素。

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4%，落户是维护劳动者公平的重要举措，是社会发展的重大进步。现在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打破一个旧的，重新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更加适合的户籍制度，能体现社会公平，平等对待每一个劳动者的贡献，是现在国家面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