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夫人朱梅馥

傅雷自述(上)

1956年，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开始后，傅雷积极投身其中，开会、发言、写文章，忙得不亦乐乎，真心诚意地帮助党和政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坦陈自己的建议和批评意见。同时也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作武器改变着自己的主观世界、1957年6月后，形势转变，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傅雷竞成为挨整对象，数次检讨均未过关。“右派”帽子势不可免。7月16日，他将“傅雷自述”一稿写就，详述生平简历、文学生涯、社会关系和整风反右斗争中的有关思想问题，深刻、无情地解剖自己，“我整个的人，好好坏坏都全部暴露了，没有一点想遮盖的意思”，“以期彻底肃清自己思想中的资产阶级残余”，笔调之深刻沉痛，今日读来仍令人感叹不已。但在次年，傅雷还是被定为“右派分子”，从此厄运连绵，十年浩劫中傅雷夫妇愤而自杀身亡。“傅雷自述”约二万字，个别地方由编辑作了技术性处理，本刊拟分为二期连载。

一 略传

我于1908年3月生于浦东南汇县渔潭乡，家庭是地主成份。4岁丧父，父在辛亥革命时为土豪劣绅所害，入狱三月。出狱后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郁而死，年仅24岁。我的二弟一妹，均以母亲出外奔走，家中无人照顾而死。母氏早年守寡(亦24岁)，常以报仇为训。因她常年悲债，以泪洗面；对我又督教极严，16岁尚夏楚不离身，故我的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兼请英文及算术教师课读。11岁考入周浦镇高小二年级，12岁至上海（从此我即未回乡，去过二次仅为母亲丧葬)。考入南洋附小四年级(时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小”)，一年后因玩劣被开除。转徐汇公学读至中学(旧制)一年级，以反宗教被开除。时为16岁，反对迷信及一切宗教，言论非常激烈；在家以反对做道场祭祖母与母亲大起冲突。江浙战争后考入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在街头演讲游行。北伐那年，参与驱逐学阀胡敦复运动，写大字报与护校派作笔战。后闻吴稚晖(大同校董之一)说我是共产党要抓我，母亲又从乡间赶来抓回。秋后考入持志大学一年级，觉学风不好，即于是年(1927)冬季自费赴法。

在法4年：一方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一方面在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但读书并不用功。1929年夏去瑞士留三月，1930年春去比利时作短期旅行。1931年春去意大利二月，在罗马应“意大利王家地理学会”之请，演讲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留法期间与外人来往较多，其中有大学教授，有批评家，有汉学家，有音乐家，有巴黎美专的校长及其他老年画家；与本国留学生接触较少。1928年在巴黎认识刘海粟及其他美术学生，常为刘海粟作翻译（口头），为其向法国教育部美术司活动，由法政府购买刘之作品1件。1929年滕固流亡海外，去德国读书道经巴黎，因与相识。我于1931年秋回国，抵沪之日适逢9•18事变。

1931年冬即入上海美专教美术史与法文。1932年1月在沪结婚。1932年1月28日事变发生，美专停课，哈瓦斯通讯社（法新社前身）成立，由留法同学王子贯介绍充当笔译。半年后离去。当时与黎烈文同事；我离去后胡愈之、费彝明相继入内工作。我仍入美专任教。1933年9月，母亲去世，即辞去美专教务。因(l）年少不学，自认无资格教书；母亲在日，以我在国外未得学位．再不做事她更伤心；且彼时经济独立，母亲仅月贴数十万，不能不自己谋生；（2）×××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

1934年秋，友人叶常青约我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以各日报消息分类重新编排；我任总编辑，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3个月后，该刊即以经济亏折而停办。我为股东之一，赔了1千元，卖田10亩以偿。

1935年2月，滕固招往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与许宝驹同事。在职 4个月，译了1部《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编》，该会旋缩小机构，并入内政部，我即离去。

1936年冬，滕固又约我以“中央古物保管会专门委员”名义，去洛阳考察龙门石刻，随带摄影师1人，研究如何保管问题；两个月后，内政部要我做会计手续报帐，我一怒而辞职回家，适在双十二事变之后。

1937年7月8日，芦沟桥事变后一天，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以时局紧张，加速讲完。于8月4日回沪，得悉南京政府决定抗日，即于8月6日携家乘船去香港，转广西避难。因友人叶常青外家马氏为广西蒙山人，拟入山投奔。但因故在梧州搁浅。三个月后进退不得，仍于11月间经由香港回沪，时适逢国民党军队自大场撤退。

1939年2月，滕固任国立艺专校长，时北京与杭州两校合并，迁在昆明，来电招往担任教务主任。我从香港转越南入滇。未就职，仅草一课程纲要（曾特地请教闻一多），以学生分子复杂，主要甄别试验，淘汰一部分，与滕固意见不合，5月中即离滇经原路回上海。

从此至1948年均住在上海。抗战期间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亦是驼鸟办法。

1947、48两年以肺病两次去庐山疗养三个月。1948年11月以上海情形混乱，适友人宋奇拟在昆明办一进出口行，以我为旧游之地，嘱往筹备。乃全家又去昆明；所谓办进出口行，只与当地中国银行谈过－次话，根本没有进行。全家在旅馆内住了7个月。 于1949年6月乘飞机去香港。12月乘船至天津，转道回沪，以迄于今。当时以傅聪与我常起冲突，故留在昆明住读，托友人照管，直至51年4月方始回家。

二 经济情况及健康情况

母亲死后，田租收入一年只约六个月用度，其余靠卖田过活。抗战前一年，一次卖去100余亩；故次年抗战发生，有川资到广西逃难。以后每年卖田。至1948年只剩200余亩（原来共有400余亩）。1948年去昆明，是卖了田，顶了上海住屋作旅费的。昆明生活费亦赖此维持，因我去昆明虽受友人之托，实际并未受他半文酬劳或津贴。1949年12月20日回上海后仍靠这笔用剩的钱度日，同时三联书店付了一部分稿费与我，自51年起即全部以稿费收入为生。

过去我身体不强，但亦不害病。1947、48两年患肺病，1950-51年复发一次。1955年1月在锦江饭店坠楼伤腿，卧床数月，至今天气阴湿要发作。记忆力不佳虽与健康无关，但是最大苦闷，因无法取信于人。记忆力的好坏是不能叫医生证明的。做翻译工作亦有大妨碍，外文生字随查随忘，我的生字簿上记的重复生字特别多，以此。又以常年伏案、腰酸背痛已成为职业病，久坐起立，身如弯弓。 1956年起脑力工作已不能持久，晚间更不易入睡，今年起稍一疲劳即头痛。

三 写作生活

15、6岁在徐汇公学，受杨贤江主编的《学生杂志》影响，同时订阅小说月报，被神甫没收。曾与三、四同学办一手写不定期文艺刊物，第1期为文言，第2期改白话。18岁，始以短篇小说投寄胡寄尘编的《小说世界》（商务）、孙福熙编的《北新》周刊。19岁冬天出国，一路写《法行通讯》14篇5万余字，载孙福熙编的《贡献》半月刊。

20岁在巴黎为了学法文，从事翻译都德的两篇短篇小说集、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当时仅作学习文字的训练。绝未想到正式翻译，故稿子如何丢的亦不记忆。回国后于1931年即译贝多芬传。以后自知没有能力从事创作，方逐渐转到翻译的路上（详表见后）。抗战前曾为时事新报《学灯》翻译法国文学论文，抗战后为文汇报写过一篇《星期评论》，为《笔会》写过美术批评等。《民主》、《周报》亦写过时事文章。抗战期间，以假名为柯灵编的《万象》写过一篇《评张爱玲》，后来被满涛化名痛骂。

1932年冬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上海美专出版，半年即停刊。

1945年冬与周熙良合编《新语》半月刊，约马夷老、夏丐老等写文。以取稿条件过严，无稿源，出8期即停。

傅雷历年翻译作品一览表

四 社会活动

少年时代参加五卅运动及反学阀运动。未参加国民党。抗战胜利后愤于蒋政府之腐败，接收时之黑暗，曾在马叙伦、陈叔通、陈陶遗、张菊生等数老联合发表宣言反蒋时，作联系工作，此即“民主促进会”之酝酿阶段。及“民进”于上海中国科学社开成立大会之日，讨论会章，理事原定3人，当场改为5人、7人、9人，至11人时，我发言：全体会员不过30人左右，理事不宜再增。但其他会员仍主张再加，于是从11人、13人，一直增至21人。我当时即决定不再参加“民进”，并于会场上疏通熟人不要投我的票，故开票时我仅为候补理事。从此我即不再出席会议。50年后马老一再来信嘱我回去，均婉辞。去年民进开全国代表大会，有提名我为中委候选人消息，当即去电力辞，并分函马老、 徐伯昕、周熙良，恳请代为开脱。

去年下半年民盟托裘柱常来动员我2次（最近问明，是受刘思慕之托），均辞谢。

五 其他活动

1937年夏为亡友张絃在上海举办“绘画遗作展览会”，张生前为美专学生出身的教授，受美专剥削，抑郁而死；故我约了他几个老同学办此遗作展览，并在筹备会上与×××决裂，以此绝交20年之久。

1944年为黄宾虹先生（时寓北京）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八秩纪念书画展览会”。因黄老一生未有个人展览会，故我联合裘柱常夫妇去信力请举办，并请张菊生、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10余黄氏故旧署名为发起人。我认识诸老即从此时起，特别是陈叔老以此过从甚密。

1946年为傅聪的钢琴老师、意大利音乐家梅百器举行“追悼音乐会”，此事与梅氏其他大弟子如裘复生、杨嘉仁等联合发起。参加表演的有梅氏晚年弟子周广仁、巫漪丽、董光光、傅聪等。

1948年为亡友作曲家谭小麟组织遗作保存委员会。时适逢金元券时期，社会混乱，无法印行；仅与沈知白、陈又新、雷恒等整理遗稿，觅人抄谱。今年春天我又与沈知白、袭复生将谭氏遗作全部晒制蓝图数份，以免遗失；并请人在沪歌唱其所作三个乐曲，由电台录音后，将胶带与所晒蓝图一份托巴金带往北京交周扬同志。希望审查后能作为“五四以后音乐作品”出版。

1944年冬至45年春，我以沦陷期间精神苦闷，乃组织10余友人每半个月集会一次，但无名义无任何形式；事先指定一人作小型专题讲话，在各人家中（地方较大的）轮流举行，略备茶点。参加的有姜椿芳、宋悌芬、周熙良、裘复生、裘劭恒、朱滨生（耳鼻喉科医生，为当时邻居）、雷恒、沈知白、陈西禾、满涛、周梦百、伍子昂等。（周为东吴大学历史教授，袭劭恒介绍；伍子昂为建筑师，当时为邻居，今在青岛）曾记得我谈过中国画，宋悌芬谈过英国诗，周熙良谈过红楼梦，裘复生谈过荧光管原理，雷恒谈过相对论入门，沈知白谈过中国音乐，伍子昂谈过近代建筑等。每次谈话后必对国内外时局交换情况及意见。此种集会至胜利前一二个月停止举行。

解放后，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在昆明我看到有我名字；第二次全国文代，我在沪未出席。1954年北京举行翻译会议，我未出席，寄了一份书面意见书去。自49年过天津返沪时，曾去北京三天看过徐伯昕、楼适夷、钱钟书后，直到今年3月才去过一次北京。去年6月曾参加上海政协参观安徽建设访问团。

六 社会关系

抗战初期与楼适夷相熟，太平洋战争后，楼曾在我家躲过约半年。因楼认识姜椿芳与徐伯昕，来往相当多。胜利后认识徐铸成，完全当他反蒋进步分子，故介绍与马老。徐伯昕与梅益认识马老亦是在我家里。

认识柯灵、唐弢亦在抗战后期，胜利后以《民主》《周报》文字关系来往较多，尤其他们二位都当过文汇报编辑，我与文汇报似乎熟人多了，总认它是个进步报纸。周熙良与我为大同同学，但在校未认识，至抗战中间方来往。由我介绍与马老，故周亦为“民进”发起人之一。平心亦在41年代认识，常来我家。解放后从未过从。近一年来方在会场上相见。

与政治关系较少，而至今还有来往的朋友者：（一）专攻高等数学的雷恒，为大同附中同学，他亦在旧音专的师范科毕业，与向隅同学，故雷恒曾为傅聪学琴的开蒙老师。现在华东师大任教。（二）徐汇公学同学．留法专攻“私法”的胡毓寅。现在工业部任职。译到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法律问题，都是请教他的。（三）留法时代认识的庞熏琴，我很早赏识他的艺术才具。（四）初回国后以我在《时事新报》“学灯”写了一篇音乐批评，认识了沈知白，经常与他讨论音乐问题。（五）1939年第一次去昆明时认识之钱钟书。（六）以姜椿芳介绍而认识的陈冰夷 （今为译文副主编）。（七）1933年因雷恒而认识的音乐院学生谭小麟，一度仍跟我学法文；他学作曲，我怂恿他接触昆剧。（八）同时代因同关系而认识之丁善德。傅聪小时候曾请他提过意见。陈又新则因编写小提琴教材，要我在文字上检查。至今尚有来往。（九）抗战中期认识的电机工程师裘复生（现在南京电业局），其弟裘劭恒，曾出席东京审判涩谷事件，为台胞的辩护律师；今在外贸局。（十）太平洋战争后认识之林俊卿医师，一方面成为我们的家庭医药顾问，一方面我为他的《歌唱发音的机能状态》一书改过三篇原稿（最近在音乐出版社出版）。（十一）留法时代认识的王子贯，初在哈瓦斯通讯社与胡愈之同事，后转入东方汇理银行，至今尚在该行办结束手续。（十二）抗战中认识的留德摄影印刷专家，前故宫印刷所创办人杨心德，以其为印刷专家，很早即介绍与徐伯昕。（十三）抗战期间认识之宋悌芬（即宋奇）、 陈西禾，二人均以对罗曼·罗兰为兴趣，托周熙良介绍来的。（十四）抗战初期认识之裘柱常，其夫人为我表姊，又为黄宾虹先生的女弟子。我和黄宾虹的关系由于裘夫人。楼适夷是裘介绍来的。（十五）抗战期间的邻居陈清琤，为工商界，今任江宁区副区长，民建市委委员。（十六）因赏识傅聪而认识的老钢琴教师李翠贞。（十七）胜利后认识之吴一峰医师，他久居昆明，我49年离昆明， 将傅聪留下，即托吴作监护人。

解放后至51年始认识巴金，为了平明出书，一向来往很少。1955年参加政协后，始认识孔罗荪、吴强、靳以。许杰在胜利后向我们办的《新语》半月刊投过一次稿，见过一面。以后直至56年在政协小组方再见面。在此以前，作协开大会，他坐在主席台上，我已不认识他了。

1931年9月初回国后几天．在刘海粟家见过一次孙大雨。1945年冬，周熙良住在我家办《新语》，孙来看过周一二次，我未与多谈。以后直至去年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才又远远看到他。去年冬天在长江剧场观昆剧，遇见孙一次，谈了两句关于昆剧的话。以后即未遇到过。

1939年在昆明第一次见过施蛰存一回；1945年胜利后王辛笛请吃饭，又见施一次。 1952年他与周熙良来我家一次，谈翻译问题；我与周不久去回拜他一次。以后即无来往。近4年内曾来过2次电话，嘱代查一二法文生字。今年5月我不看见他出席宣传会议，曾电话问他何故，他答称在市西中学带学生实习，无时间。

我与许杰仅在政协小组上谈过话，最近作协开会，多见了几次；因作协派车去师大接他，顺路来带我同行。今年3月去北京开宣传会议时同住一室，但他到京后即患眼疾“重视”，谈得不多。仅提过教学完全学苏联不对头、红楼梦批判时对俞平伯过火了，也谈到有个朋友原在海军医院当医生，解放前问许要不要离沪，留下有无危险，许劝他留下，后来肃反中被隔离，家属来向许诉苦，许觉得很难过。

徐仲年在抗战前公共场所见过一次，胜利后在一法国教师家茶会上见过一次，最近在宣传会议上见过一次，仅点首为礼而已。

傅雷自述手迹

我在第六段社会关系中还漏了亲戚关系。因为这方面的人特别多。自母亲故世，所有远房亲戚都不来往了，因气味不相投。我家三代单传，祖父也是24岁死 的；父亲是独子；故我真是既无伯叔，又无兄弟。外祖父母，我出世后就未见过。他们都早死，所以也没有舅父。母亲是没有兄弟的，有一姊姊亦早故。至今来往的只有曾祖母一代的一位表兄顾仑布，是勤工俭学，学针织工程的，我留法即受他影响。他青年时代亦是一个左倾分子，献心于共产主义的；他留法是与徐特立同志同时。另一个亲戚来往的是我的外兄（又是表兄，因为他年纪比我小，比我妻子大），朱人秀，他是20余年党龄的老党员，但我们直到解放后才知道。他现在上海市统计局。最后是我的一个堂姑母，有时还来，因为我在经济上按月支持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