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重大历史事件 凶寇恶水酿大灾——1939年文安洼特大洪水溯源

看冀中的抗战史料，经常提到1939年的洪水，当时日军困在县城里出不来，我军在农村也出不去，利用那个间隙，广泛开展了政治整军工作。冀中的几个主力团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在武强县北岱、大王庄、孙村、耿庄一带成立的。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那场洪水。

1939 年海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灾害。处于海河流域下游，地势低洼的文安洼,更是首当其冲。当时,文安县正处于日寇铁蹄之下，天灾之外又加人祸,人民苦不堪言。

罕见的洪水

据有关资料记载和老人们回忆,1939年的洪水是解放前百年之中最大的一次。

这年7月，华北地区连降 3 次大暴雨，海河流域各河系洪水猛涨。与往年不同的是，大水首先发生于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等北部河系，其中尤以潮白河、永定河的水势最为猛烈。

七月中旬，潮白河冲塌了密云县城,冲毁了苏庄闸,在冀东一带泛溢成灾。同时，北运河、永定河相继决口，使永定河南遥堤以北，北运河右堤以西的广大平原成了一片汪洋。洪水经小清河漫溢灌入大清河北支,一路南进，向白洋淀、大清河压来。七月中旬末，日寇在千里堤的上段七里庄下段苏桥镇等多处扒口,北来的洪水,夹泥带沙直灌文安洼。同时，海河南系各河洪水相继暴涨。

七月下旬滏阳河、子牙河、滹沱河多处决口或被日寇扒开,洪水直奔文安洼、贾口洼。南水北水汇合一起,灌满了“三洼”(文安洼、团泊洼,贾口洼)“两淀”（白洋淀,东淀)威胁天津市。

8 月初，由大清、子牙两河汇流的西河在杨柳青附近决口,洪水漫越津浦路,包围了天津市,于8月中旬突破西南围堤进入市区，市内水深1-2 米，沿街行船。

这次洪水，波及京、津、河北等 110 多个市、县,淹没面积4万5千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900 多万人,死亡19000多人。据当时目睹者回忆，洪水泛滥时，尸漂四野,天津市外围水域和海河沿，不断漂来淹死的灾民,水灾之后,冬春难熬，又有不少逃进天津的灾民因冻饿死在大街两侧。日伪军每天都要出动大批的汽船和汽车清理死人。

整个灾区是如此,文安县更加惨重。日寇在苏桥镇东大堤和镇西大堤扒开两道口门,奔腾叫哮的浑水涌入文安注,镇西口门很快冲成大坑,并在口门外一里多的西南洼淤成几百亩大的沙滩。事过近 60 年，至今还残留着大片毛眼沙岗不能种植。村东口门大水进了街,淹了老爷庙，大半个东街房倒屋塌，连新盖不久的孙记德盛饭馆二层小楼，也被大水冲倒。南水北水汇合后，全县一片汪洋,洼水与河水基本相平，文安城五门屯土，城头为渡。大洼最高水位达 8.64 米，（大沽基准，下同)比发生于民国6年(1917 年)大洪水时的最高水位 8.04 米高出0.6米,比1963 年大水时的大注最高水位8.63米，高出0.01米。文安南关城外，最高水位达 8.943 米,比1963 年最高水位8.81 米，高出0.133 米，1963 年大水后，大洼村庄的居民比照老房上留下的水印，1939 年水印一般比1963 年水面高出一平砖。

这场洪水，使全县 380 多个村庄全部被水包围，有 15个村庄被毁灭，70多个村庄冲走大半，倒塌房屋4 万余间,秋粮颗粒未收，冲走财物禽畜无数，淹死和冻饿而死的灾民达3000 多人。在现今建在人们的记忆中,水面之宽，水位之高，损失之惨重，都是最大的一次。

凶残的日寇

近年来，不少水利专家调查分析，认为1939 年海河流域的汛期降雨量和洪水总量都小于 1963 年，为什么在文安县酿成了水位比1963 年高，损失空前惨重的大灾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侵华日军疯狂掘口所造成的;

海河水系南北同时发水是原因之一，在文安洼和白洋淀一带,流传着一句“不怕南水猛,就怕北水顶”的古话。历来文安县受灾，洪水多来自海河南系的滹沱、潴龙等河。南系洪水有时灌入白洋淀,转道赵王河、大清河,威胁千里堤。有时北堤溃决，从南向北直灌文安洼。由于距离较远，地形复杂，往往是“淹了这洼淹那洼”，最后才到“文安洼里住老家”。海河北系的洪水则不然,偶一涨发,便势如野马脱疆，迅猛异常,东突南下,泛滥无常势。据部分史料记载和专家们分析，1939 年正是北水先于南水,而水量较大。潮白、永定、北运等“北三河”加上滦河,洪水总量为 160 亿立方米左右，比 1963 年北系洪水总量多5倍。迅猛的北水和稍后涨发的南水，在“三洼两淀”形成了南北夹击、东西合流的局面,从而增大了水势。

文安洼常年积水，旧水接新水是原因之二。1937 年,小南河决口,文安洼受灾，1938 年无洪水，但大洼仍被水占。到1939 年春，文安到左各庄等地仍可行船。水上加水，灾情更重。

侵华日军到处掘堤放水是酿成这场大灾最主要的原因。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我八路军深入敌后抗战,取得了辉煌战果，建立了晋察冀边区等大片根据地，在河北各地还活动着不少地方抗日武装。日伪军到处碰壁,处处挨打。在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日寇施用“以水代兵，掘堤放水”的毒计,疯狂报复抗日军民,并企图以此限制,削弱抗日力量。据《河北省近代大事记》中记载“1939 年日军在华北扫荡失利后，掘堤放水进行报复。潴龙河、滹沱河、滏阳河次第被掘，各地汪洋一片，尽成泽国。水中漂流之难民，复遭日军机枪扫射，不死于水,即死于弹,惨绝人寰”。

河北省水利厅所编《燕赵水利春秋》刊载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水利工作大事记》中也有“1939 年汛期出现大水灾，日军趁机决堤128处，致使边区17万顷田亩被毁，冲走粮食 60 万石，淹及村庄近万……冀中除深县南区、交河、献县、河间东区局部无水外,其余全部没入水中”的记载。而直灌文安注的七里庄、苏桥等口，则全部是日寇扒开的。日寇扒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灾区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

掘堤放水之后，日本侵略者更加紧了对大洼人民的掠夺和残害。淹了文安洼,断了大洼人民的生计,但日伪军终日催粮要物不断，要米要面要鱼要肉，稍有怠慢，就会说你”私通八路”,轻则受刑罚物，重则性命不保。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对修堤防水,打地护村的群众进行疯狂屠杀。文安洼东北大镇左各庄，有一位颇有民族气节而热心公益的富户李春朴。1939 年水灾之后,他带动部分富户捐粮捐物，组织村民修堤护村,引起了日寇的忌恨加之日伪军多次勒索财物未达满足，因而兽性大发，1940 年春以“组织武装,私通八路”的罪名，把李春朴抓到文安城里，用遍老虎凳、压杠子、灌凉水等酷刑,最后架上劈柴活活烧死。丧心病狂的日寇,并没有就此罢休,又出动200多名日伪军、从文安分乘3条大船包围了左各庄，抓捕青壮年 37 人带到文安北关外，在黑夜里用刺刀乱扎乱砍。第二天清晨,乡亲们来文安探听消息,到北关后看到的是一片血肉模糊的尸体。在亲人们收尸时,发现身带 12 处刀伤的何国来和被刺5刀的王银祥,没有伤着致命处，还有一口气，偷运回家救治,幸免于难，其余 35 人全都惨死在日寇屠刀之下。

苦难的人民

“大水成汪洋,糠菜不见粮,卖掉儿和女，饿死爹和娘,四出讨要，尸骨不还乡”这首民谣,真实地反映了这场大灾之后文安洼人民的悲惨生活。

由于大洼常年积水，贫苦人家早就过着“洼里没有可耕之地，家里不存隔夜之粮”的日子。加之当年洪水来得早而且猛，庄稼颗粒不收，谋生无路,借贷无门，只得背井离乡,四出讨要。

有的逃到天津、北京,以拉洋车、扛河坝、拣破烂谋生！有的闯口外，下关东，给日本人经营的煤矿工厂当华工，有的被骗去了日本。不少人死在异国他乡，尸骨不还。家里有点财产的人家，或有木船有渔具的人家,眷恋故土,不忍离乡,也只能以打草籽、捞莋菜、打鱼捞虾为生。靠卖家产或卖鱼虾换点钱，买回来的是日伪奸商从东北、天津贩来的橡子面混合面、稻糠面。这些东西人口难咽，人腹不化，不少年幼的娃娃和老年人，因解不下大便活活憋死，加之，白天常有日伪军进村催粮催物催夫役;夜晚常有“绑票”的，“砸懵的、“劈柴队”、“棍子队"等匪徒出没,打点好了丢财,打点不好丢命。

由于大多数人家房倒屋塌，留在水乡的人只能在倒塌的房基上搭铺避寒。翌年春夏，瘟疫流行，冻饿而死和死于瘟疫的人无计其数，东大洼的刘么村,当时全村 200 多人，一冬一春死亡40人。活人没处住，死了人没处埋，只得用倒房的碎砖坯垒成"丘子”草草掩藏,等退水后再下葬。

人民遭受了空前劫难，极少数和日伪拉上关系的大户，却趁机大发灾民之财.他们有的贱价买进大量土地;有的放高利贷，用“利滚利”、“加一蹦三”“地头上拴当票”等名目，巧取豪夺，残酷剥削灾民;有的用高粱玉米搞“粗还细”,春吃一斗粗粮，夏还一斗到一斗二升小麦。当时,文安城内的一家钱粮行，财大势力大,手段奸巧,人称“追魂太岁”,一旦借了阎王债，势必倾家荡产。水患、日寇、土匪、财阀同恶相济，交织为害，文安人民如同雪后逢霜，苦上加苦。文安大洼满目凄凉，成了一片苦海，人们死的死,逃的逃,马武营、夸大口、潘平等不少村庄成了无人村。

这场洪水,灾难之大,损失之惨重,凡经历过的人至今仍是谈之色变，心惊神摇。据新中国诞生后大柳河镇在忆苦思甜中统计，当时全镇的 35 个村，外出逃荒的就有 2456户。要饭的1844户5968人。卖儿卖女的68户，卖掉子女72 人。妻离子散的 62户,196人。淹死和冻饿而死的284 人。当华工的980 人，其中死在外地尸骨不还的97 人。这个镇的南各庄村，当时有75户223 人。水灾后只剩下1户,有71户210人外逃要饭，其中13户卖儿卖女。有 23人冻饿而死。这村农民王荣全一家逃到天津住窝铺讨饭，没想到大水深夜进了天津市,父亲、婶母和两个姐姐被大水冲走，尸骨未见,后来母亲和妹妹又被坏人抢走，一家8口只剩下他和弟弟两个人。

褚村褚贵路一家父子兄弟5人撑船到静海县王口镇卖破烂,船到大长田村北洼里刮起了大风，一时波涛汹涌,白浪滔天,把木船打翻，父子兄弟5 人和两个跟船的，全都葬身水底，

文安城北光洲村，当时全村 60 户，190 间房。水灾之后村边水深近丈，街里水深5尺多,除了最高处十几间砖房没倒外，其余全部倒塌，全村家家外逃。董六起一家4口逃到天津，父亲和母亲要饭,他拉洋车,后来又到盐滩拉盐，把双腿冻烂，一天也只能挣三、四斤橡子面。后来父亲冻饿而死，用破席卷着埋在天津北部的乱葬岗子。

城东园里村孙万福,先逃到天津,又逃到东北，前后卖掉两个孩子，妻子死在东北，后来他带着剩下的两个孩子回到老家。

给日本人当华工的就更惨了。他们有的被骗去了日本,有去无回，有的在东北给日本人扛石头，推轱辘马运煤、吃混合面、橡子面、喝生水,有病不给治。后来传染病流行，日本人把还没咽气的病人活着扔进山沟，大半华工因劳累、饥饿和疫病死在关外。赵王河畔的小贫民村张家店,灾后有3个贫苦青年去东北当华工,结果两人死在煤矿,只剩下一个吕金庄，拖着病弱之身,要饭逃回老家。

长夜的星光

在那暗无天日的茫茫长夜里，从冀中抗日根据地，遥遥送来一线星光。活动在冀中西南部的抗日边区政府,时刻注视着灾情的发展，关心着灾区人民的生活。当年8月30 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发了《关于救灾治水安定民生的具体办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灾区减少损失，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水灾之后,抗日政权在根据地和日伪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组织群众,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抓紧堵口截流，为根据地也为下游沦陷区的人民减少灾害。特别是滹沱河北大堤西里村与王岗决口，为害冀中二分之一的县分，饶阳、献县、肃宁、高阳、任邱、河间、文安、大城等县均受其害，最后水归文安洼，堵口工程异常艰巨，有关地方，按照人民政府的安排，动员民工,经过三个月的施工,开挖了22 华里的新河,堵闭了大小口门5处，减轻了河水对下游的压力，使文安洼千顷边沿水田得以种稻。

在堵筑王岗决口时,饶阳群众 70余人被日伪军抓走，其中 5 人被杀害。在开挖潴龙河入淀(白洋淀)引河时，日伪军6次围攻工地，屠杀干部群众 10 余人，但经过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对敌斗争，在高阳、任邱两县人民的努力下，终于竣工。这些措施，对文安洼水位回落，洼边种稻起到了一定作用。从这一线星光中人们看到想到：人民必将战胜凶敌，把侵略者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人民必将治服洪水，使它服服贴贴地为人类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