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真的存在过吗？

01.

古史中的「三皇五帝」

提及中国古史，必言「三皇五帝」。

三皇之说莫衷一是，较为流行的为「天皇」「地皇」「人皇」，或指伏羲、女娲、神农。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有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地人」之说盛行已久，以此来看，三皇之称确有其文化脉络。

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三皇都可称作是「始祖」。但现代人也都知道，这部分的古史属于传说时代，如果较起真来，我们似乎无法去证明三皇是否确有其人。

连一向严谨求证的司马迁也不敢妄言。司马迁的《史记》，开篇以《五帝本纪》作为第一，也就是说，《史记》中的中国历史，是以「五帝」作为开端的，而非「五帝」之前的「三皇」。

关于五帝之说，也众说纷纭。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五帝当为黄帝、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尧、舜。其中，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尧是帝喾的儿子，舜是颛顼的六世孙。

但是，在现代人看来，五帝之说很大程度上也属于传说时代，较起真来，我们很难将「三皇五帝」与「确有其人」划上等号。

就连司马迁在写作《五帝本纪》时也说：

「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即是关于黄帝等人的事情，大家也都说不清楚。但司马迁在仔细考察辨析后，还是肯定了这部分古史的价值：

「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于是，司马迁对这些古史加以甄选，写成了这篇《五帝本纪》。

司马迁后，历史沧桑一瞬便过去了2000余年，在这数千年中，三皇五帝早已成为了中国历史的最早开端，也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信仰。

事物一旦到达文化信仰的高度，辨其真伪是不太合适的，但是若将其拉回到历史层面，我们不禁要疑问：三皇五帝真的是史实吗？

02.

「信古」与「疑古」

对此，民国历史学家顾颉刚持否定态度：

「后来秦始皇又成了统一的事业，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这种说法传到了后世，便成了历史上不易消释的『三皇五帝』的症瘕，永远做真史实的障碍。」

——《<古史辨>第四册序》，1933年

在顾颉刚的推测中，「三皇五帝」之说盖只是人们为了「大一统」的观念而编造出来的事情。

民国二年（1913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顾颉刚听了章太炎先生所办的「国学会」讲学，对章氏大为敬佩，并一度立志做一名古文经学家，此时的顾颉刚，对中国的古史与古书是持相信态度的，这就是所谓的「信古」。

▲顾颉刚（1893--1980），历史学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者。

但是没过几年，顾颉刚读到了康有为所著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虽不能完全信服于康氏的论述，但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观点还是给予了他很大的启发。由此，顾颉刚对古文经学不再一味崇信，转而对古史的真伪进行怀疑，这就是所谓的「疑古」。

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思潮遍卷全国，怀疑思想也得以盛行，于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便兴起了，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形成了一股席卷整个学术界的疑古思潮。

顾颉刚于1921年开始着手疑古工作，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问题，这三人均是疑古派主要代表人物。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一文，并于1926年正式主编出版《古史辨》第一册一书。

《古史辨》的出版犹如晴天霹雳，其对中国古史系统的「破坏力」似乎已达到了可以「摧毁」的地步。疑古思潮立即赢得了众多史学家的响应，《古史辨》一书也很快被翻译成了英文、日文版本。自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以来，罗根泽、吕思勉等文史大家也参与进来，至1941年相继出版成《古史辨》共七册。

▲《古史辨》编著：顾颉刚等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1982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即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比如，在《论语》中，孔子是只讲尧舜的，而到了战国时期，古史才追溯到比尧舜更早的黄帝，及至更后，才出现更为完备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时间越往后，中国的古史期就愈长，所以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很大一部分都是后世层累地积造出来的。

在疑古派看来，东周以前的历史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些古史缺乏相应的文献资料，而流传至今的古书，也存在着大量的伪书。从古史真伪到古书真伪的辨证，中国古史瞬间变得茫茫不可考证，中国历史也由煌煌上下5000年变得仅有2000余年可考。

03.

考古学对「疑古派」的冲击

在顾颉刚看来，缺乏文字资料的东周以前的古史，自然是不可信的。但是，疑古派没有充分考虑的是，一旦有考古资料的出土，古史与古书的证实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中提出过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在古史研究中，将已有的文字资料与新发掘的考古资料相互结合验证，便能更为准确地佐证古史，这是一种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阳甲骨文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917年，王国维更是根据甲骨文资料考据出了商代王世系表，1928年，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正式开始。

殷墟的发现，证明商朝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而甲骨文资料也佐证了古书中记载的商王世系表的准确性。考古学的兴起对疑古派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那些被怀疑的古史，某些部分已经被证实是真实的，那些被怀疑为伪书的古书，很多也被考古证明为是真实的。

正如王国维针对考古资料的价值所说：

「由此种材料（注：指考古之地下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北京大学先秦古史研究学者韩巍老师，也在《探寻西周王朝的衰亡轨迹——＜西周的灭亡＞读后记》一文中评价「二重证据法」的重要作用：

「由于文献史料的匮乏，过去史学界对西周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早期，中晚期则薄弱得多。自上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将『二重证据法』引入古史研究以来，传世与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逐渐成为西周史研究的基础资料。」

▲《古简新知》是由韩巍老师执行主编的一部研究「西汉竹书《老子》」的论文集。韩巍老师是先秦史、商周考古、古文献及古文字领域研究学者，曾参与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简牍的整理工作。

疑古思潮在不断新的考古发掘中而不断消褪。1990年代，著名历史考古学家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并于1994年出版了《走出疑古时代》一书，在著作导论一篇中，他写道：

「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做不到的。」

▲《走出疑古时代》作者：李学勤出版社：长春出版社出版时间：2007年

李学勤指出了「疑古」的局限性，而考古研究恰填补了这一局限性，现在我们得以用更新更充分的材料来解释、逐渐完善出真实的古史，这就是所谓的「释古」。释古既包含文献研究、也包含考古研究，自然也可以囊括其他新的研究方法。

「释古」这一概念，冯友兰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便已提出。冯友兰1937年为《古史辨》第六册作序，他在序言第一句便写道：

「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

于是，在新史学界的趋势下，人们又开始大肆反思与批判「疑古」。但是，我们冷静下来思考一下，我们真的解决「三皇五帝」以及其他古史的问题了吗？

很显然，没有。

考古研究虽然推翻了疑古研究的部分观点，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否定疑古，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无论信古、疑古、释古、文献研究、考古研究等，都是史学研究的方法或理论之一。

由顾颉刚所掀起的疑古思潮其价值仍然需要重视，「层累地造成古史说」也显然是正确的学说，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

「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是层累造成的』，这确是汉代以后的上古史籍的实际情况，层累造成的古史显然是不可信的。」

——《张岱年全集》

著名古文献研究专家裘锡圭也在《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提到：

「根据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先秦秦汉文献来看，古史辨派在古籍真伪和时代方面的见解，可以说是失多于得的。而他们在古史传说方面的见解，从我们上面所作的讨论来看，则可以说是得多于失的。」